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
本报记者 王玉璘 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文明与历史绵延未断的国家，中国有着最独特的历史文化，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那些承载着文明与历史的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档案的保护与开发问题自然备受关注，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
国家重点档案是指由各级国家档案馆保存，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在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利用价值，国家需要永久保存的珍贵档案。国家历来重视这项工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财政部就与国家档案局一起进行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工作，“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每年拨付9000万元用于此项目，“十二五”末抢救工作基本完成，工作重心转移到保护和开发上，每年中央财政支持的资金达到2亿元。为进一步推动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工作，去年7月，财政部、国家档案局还联合印发了《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在袁靖看来，历史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档案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二者承担着同样的使命。“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所讲的道德修养、君子之道、仁义廉耻，与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密切相关。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说，‘发展文化可以培育道德的力量’‘用文明和道德的力量来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辉煌的历史，也有现实的意义，在传承中需要包括重点档案在内的文化遗产这类实物证据的支撑。”今年两会期间，袁靖带来了《关于设置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用地的提案》，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的问题。
一说到保护的话题，这位有着30多年考古经历的学者语气中透露出迫切：“文化遗产和重点档案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有不可再生性，理应受到高度重视。把祖先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按照原始的面貌保存下来，传承给子孙后代，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否则，我们便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20世纪以来，在甘肃、内蒙古、河北、山东、湖北、湖南、安徽等10多个省（自治区）出土了数万枚汉代的竹简。这些竹简上的内容既包括古代文献，也包括当时政治、法律、经济、生活、交通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始记录，属于重点档案，对于研究者来说弥足珍贵。所以，今天保护好文化遗产和重点档案，必定会给后世留下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档案的保护任务繁重而艰巨，对此袁靖颇有感触：“以最近几年江西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为例，这批竹简数量极大，出土前都在烂泥里，已经出现了破损，好不容易剔出来，不得不存放在水中，一旦从水中取出，就会面临干缩和变形等问题，保护工作难度极大。可是做保护工作的人还是竭尽全力，迎难而上。”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提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对此，袁靖深感责任重大。他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与国家重点档案在保护好以后，还需要通过科学研究和开发来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此，袁靖建议：“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部门、文物部门、档案部门都重视文物和档案的保护和利用，不同行业的人有不同的思路，大家可以坐在一起，一杯清茶，几场座谈，发起一场‘头脑风暴’，碰撞和交流有关保护、利用的问题，通过协商和分工，加强合作，把工作做得更好。祖先留下的瑰宝应让人民大众共享。做好历史文化遗产、国家重点档案的保护与开发，需要大家凝聚共识、各自发挥特长，这种合作令人期待。”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3月9日 总第3037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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